純粹政治計算

在成本沒有增加的情況下，普通人理所當然不會改變。這也是某些人不去投票、不去遊行、不去參加社運的理由，因為在香港人的一般意識下，總是覺得這些動作並不能改變現實。

當然你會馬上駁斥︰「做了不一定行，但不做呢，就肯定不行。」很勵志，但凡是勵志的東西，我們總該要認真再想一想。例如，為甚麼如此有意義的事，如此無償的行動，分分鐘被警察告阻街或鎖進大牢，卻換回巿民一句︰「點解你要阻住我返屋企？」我們當然可以簡單總結一句︰香港人太自私；但亦可以換個角度想一想，當社會運動無法爭取巿民認同，除了指責巿民奴隸心理外，我們能不能先改變甚麼？畢竟，社會運動是為人而做。

「為左社會前途著想，點解少少塞車都唔忍耐下？」這個問題很有趣，正好跟「民主」概念背道而馳，因為民主就是以尊重小數人的利益為大前題，所謂「犧牲小我完成大我」並不是現代三權分立、選票同值的想法。當然某些人可以為了偉大的目標，受到道德感召，於是甘於犧牲自己甚至死亡，但通常都限於真正偉大的事，又至少是切實可行的事。那麼塞住馬路，對針對的高官有沒有構成影響呢？

「有！因為增加社會成本，就是增加高官的政治成本。」這是非常流行的看法，也是整個社會運動的大前題。在香港，成立嗎？這是個很複雜的問題，是的，當年七一遊行逼使廿三條立法失敗，董建華更間接因此而下台。黃子華曾在「無炭用」說︰「如果董生變返普通人，出到街，度度都係大型屋苑……」事實呢？董建華連任了全國政協副主席，而我從沒有在街上遇見過他。

在香港，幾乎所有社會成本，都沒有轉換為政治成本，一部份彈回給參加者，例如被巿民冠上「激進派」「反中亂港」的名字，一部份轉嫁在路過的巿民身上，然後最主要就落在警察身上。「對抗警察」幾乎成為全球抗建制的最核心的活動，但有沒有效呢？還是變成純粹宣洩？那些以外國例子解釋香港太溫和的朋友，四處商舖被破壞、放火、遇劫，是不是社會運動的代價？把警察推倒了，政府是不是會改變？

我常常都在想，如果某項政策，只要那個官員還未死，就一定會實行，那麼社運人仕會怎麼做？我並非鼓吹如鄉議局提出的革命流血之類，而是想起為甚麼在美國人人都有權利擁有槍械？除了抵消體格上的不公平之外，還要抵消政府與人民在權力上的不平衡，面對暴政，人民可以拿起槍來推翻，正因為可以「激進」，使得「理性對話」變成一個合理的臨界點，萬一理性失效，人民是有「不理性行動」這個選擇。

所謂「激進」，就是以暴力代替語言，以權力代替理性，最近知識份子們說政府的政策在挑戰著知識、常識與理性，萬一強行通過就打破了臨界點。在政治成本的計算下，打破了，又如何？

重申一次，我不是鼓勵暗殺，以增加政府 (特別是高官) 的「真正成本」，因為這種做法自有它的問題，例如與事者顯然違反法律，要坐牢，亦會導致更多人同情死去的高官，令民心轉向；此外，這是真正放棄了「民主」的手段，再無法以身說明民主的價值，試想像如果政府透過暗殺反對黨成員以鞏固統治，這是個甚麼世界？我們還能夠批評政府嗎？為甚麼甘地要進行不流血抗爭？寧願絕食？當然，他面對的始終是重視 fair play 的英國。

說了很多，總結一下︰
1) 增加不了高官的政治成本與心理成本，而將成本轉嫁在路人與警察身上，這種社會運動會失敗的話是理所當然，亦無法合理地召集到群眾的支持，而變成跟巿民對立，混亂地互相指責扣帽子文不對題脫離群眾。

2) 不要太常用「暴政」這個詞語，因為當你使用，就該用暴力來回應，理性是回應理性，但如果你沒有暴力這個選項，當然沒有權力去指責人行暴政。這只是軟弱的濫用語言。當然，暴力除了施放於他人，也可施放於自己，例如自焚和絕食，當然我不會在這裏鼓勵你做。

3) 打警察並不是社運，那些因為被抓進牢而沾沾自喜的人，請小心。始終，當警察不抓你，你又可以做些甚麼？衝進政府總部簽署文件？這是更重要的問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