發問

是香港人，忽然同情嗎？

請不要批評香港人吧，天災人禍的確每天都在發生，甚至在一次水災裏死的，要比起在巴士裏遭槍殺的多百倍，過程也許更驚恐，希望亦更渺茫，而他們所面對的拯救不力、人為錯誤、政治陰謀都令人髮指；的確是因為我們目擊，所以我們激動，但這並不掩蓋我們的悲慟，是出自於真實的同情和憐憫，本來道德作用就需要原材料和想像力，直播，不等於我們要否定香港人的關懷，相反，我們正需要這樣一次機會，嘗試從注意自己的需要，轉移去關懷其他人的安危。

但是，災難確實有一種讓人不能自拔的吸引力，幾乎每個香港人都說，整晚就在電視機前離不開，一起焦急，一起哭泣，因為這一切都非常真實，非常接近；到底是傳媒利用了這份苦澀而上癮的毒藥，還是為我們提供了發揮道德心的平台？我不敢說這一晚的節目，是一個娛樂，但顯然，它並不止於一單新聞報道，直播從本質而言，是提供一連串討論、追溯、研究的材料，並不只是訊息。

直播別人的悲劇，對傳媒而言，是甚麼意義？這個問題的答案，很可能直接關係到我們為甚麼會注視別人的悲劇。這是一次典型無能為力的旁觀。身在電視機前的香港人，只能夠忿怒，只能夠在網上吶喊，在能扭轉悲劇結局的角色中，一個都擔當不了，但我們依然注視。

有些人認為這是不道德的，因為我們沒有權利去注視，就像我們沒有權利去揭開死者的棺木。一個人的死亡，是他最後的私隱底線；但七百萬人在娛樂之王電視機前如此不真實地觀看，讓一些心智發育不全的人，以看悲情電影的態度抽離而冷眼，以娛樂的口吻來無恥地嘲諷，這是電視觀眾早養成的習慣，是他們自以為對電視節目所自有永有的權利，是言論自由，是人權。所以，傳媒直播別人的苦難，是製造了不道德的場景，是這個設定產下了太多冷血的觀眾。

有些人認為這不是權利問題，注視，是義務，這不再是二十幾個「他人」所遭遇的厄運，而是早就與我們以某種方式，聯結在一起的「香港人」。這次是香港人在他國的災禍，的確死者已矣，我們無力改變，而我們唯一能夠表現的道德心，就是記憶，以我們的記憶把他們最後的意志傳承下去，讓死者的名字，能夠超越不幸的死亡而延續。所以，傳媒直播這場苦難，是一盡職業的義務，是這個工作使更多人能夠一盡身為香港人的責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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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百萬人裏，有幾多人忽然會問︰神在哪裏？

不要怪責發問的人吧，這個問題總會在此刻出現，難道要在出糧時發問？難道要在生日派對上發問？難道要在升職時發問？難道要在生下第一個兒子時發問？在我們的角度看來，神的工作，當然是向我們的苦難問責。

將話題轉移去「世界上有更多不幸的人」是一種普遍，卻是明顯的謬誤，但之所以如此多人有這種想法，裏頭卻有一番道理︰我們說「那些人死得很慘」，事實上，是「沒有人死得不慘」。就算是活到九十九才睡眠時死去，相比起二十三歲剛大學畢業、前途無限的那個無限，活了不過一世紀就要死，其實對任何一個人來說，「面對死亡」本身就已經是很慘。

所以，要回答「神在哪裏」這個經典問題，真正的答案在於回答「為甚麼人要死」。施暴者很可怕，但如果連我們自己都自知，「我是一個施暴者」同時「我也受到施暴」的話，真正的解脫就是「為甚麼人要施暴」，這是整個人類的問題；於是，「神在哪裏」這個疑問，在層次上變得真實而有意義。

The Nok